习言道 | 习近平用这三十二个字寄语志存高远者

第三，你是不是尊重了被拆迁人的意愿，征得他的同意。

此外，成功的自治也要求保障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质询权、罢免权等。扎卡利亚指出，环视世界，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经过民主选举或全民公投上台的政权忽视宪法对它们的权力的限制，大肆践踏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liberty)。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情况在当今社会已经得到根本改善。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阿根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香港和新加坡都高出一倍，是韩国的三倍。亨廷顿在其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就系统地论证过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安定的关系。法治(Ruleoflaw)则是与人治(Ruleofman)相对应而言的，指的是法律作为全社会的最高准则。第三，必须承认的是，新一届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的开明和亲民姿态使得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变革产生了一种合理期待，也使另外一些人产生了焦虑，从而也激发了他们各自的参与意识。

一无所有的人民，因为一无所失，容易走向激进，甚至是诉诸暴力也无所顾忌，最终会成为民主体制的掘墓人而不是维护者。民主制度的确可能只是一种次佳（Secondbest）模式，但它也是在许多社会已经真正实现的模式。通过网络、微博、博客、手机短信等现代新兴媒体表达不满的无形化抗争对政府构成了巨大压力。

依法行政的主要任务(一)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点之一，但是如何推进难度很大。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如果政府能严格地依法行政，那么就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不规范执法、不文明执法、暴力执法、选择性执法、滥用职权，往往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失衡。

因此，在新的条件下，约束和规范自由裁量权，保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证法律实施十分重要。现在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接下来重点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

针对全社会法治观念不强，公务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的现状，应当尽早确立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但是现在不一样，政府这么说了老百姓未必这么办，而且会思考、质疑甚至对抗政府的决定。再比如，暴力执法、钓鱼执法、敲诈式执法后果很可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通过建立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3月28日，第3版。一个是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增强，对政府是一个挑战。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可以说，当前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去预防、减少和化解这些社会矛盾。

选择性执法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合法的，包括执法的权限，执法的程序和方式可能都是合法的，但是执法的目的和主观动机不纯，这对执法公信力、执法权威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这对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矛盾不断增多，表达方式又极端化，无形抗争增多，成为当前政府在推进依法行政过程面临的一大难题。政府的管理活动面临一支很大的监督力量。

比如，选择性执法问题比较严重。维持社会和谐稳定，解决纠纷，必须依靠法定的救济渠道。而抽象行政行为、红头文件、政府决策基本上游离于法制之外，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细化已有的程序规范使之更加严密，保证行政程序规则的普遍约束力，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将行政决策机关自由裁量的余地缩限为最小。通过降低诉讼门槛，扩大受案范围，降低诉讼成本，增强司法的公信力、透明度和说理性，让司法成为人民信赖的纠纷解决渠道。解决纠纷要畅通法定的救济渠道，包括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因为这些法定渠道毕竟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积淀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任何国家都有法院，都有诉讼制度。

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社会急剧转型必然导致很多人被边缘化，出现相对剥夺感。而信访本质上是人治的方式，虽然在特定的案件上能够满足个别人的利益诉求，但往往会以破坏法治为代价。

(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对依法行政带来的新挑战据统计，中国现在的手机用户超过10亿，网民超过5亿，微博、微信的用户也已经超过3个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如果政府能严格地依法行政，那么就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

现代化信息手段，对行政行为起到了一个无比锐利的监督效果，势不可挡。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影响力，的确比任何时候任何传统的纸制媒体影响力都要大得多。

同样，推进依法行政，不仅要规范政府的行为，还要加强后续的监督保障，尤其要畅通纠纷解决渠道。如果能建立起一个把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一定会促进法律实施。但是从纠纷解决的实际选择看，法定的救济渠道并不是很畅通，更多人信访不信法，通过信访要求党委政府解决纠纷。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先后公布的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包括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具体行政行为展开的。

大规模使用现代新兴媒体，对政府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挑战。舆论监督特别是新兴媒体的监督效果明显优于其他监督，或者说比其他监督形式要直接得多、快得多。

依法行政是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重要步骤。当然，不排除有的法院存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但是，在纠纷解决问题上，还是要引导人们理性维权，通过法定救济渠道化解矛盾，而不能用行政方式取代法治方式。

同时，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马怀德，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因为过去有些事政府这么说了，老百姓就这么办了。即必须规范公权力，社会政策必须公平公正，决策必须合理，执法必须公正、规范、文明。依法行政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算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务院1999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至今也不过14年。老百姓生活富裕了，经济条件改善了，并不意味他的幸福感增强了。

选择性执法，成了行政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决策权是权力的最重要形式，理应受到最严格的制约。

此外，决策程序，也是未来依法行政中需要关注的重点。而这些行为往往影响力很大，涉及面很广，一旦违法造成的损害也比较大。

通过网络、微博、博客、手机短信等现代新兴媒体表达不满的无形化抗争对政府构成了巨大压力。(三)建立多元化的畅通的法律救济渠道目前法律规定解决纠纷的渠道很多，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诉讼、复议、信访等途径。